1921年冬日的上海码头，汽笛声此起彼伏，刚刚从哈佛归来的吴宓提着皮箱走下舷梯，清瘦的面庞在雾气里显得格外醒目。彼时的他不过二十七岁，已在美国拿到硕士学位，学界公认的“学衡派”领军人物，也被不少姑娘暗地里称作“最像西洋绅士的中国学者”。
回国后的第一封祝贺信，来自浙江女子师范学院的女教师陈心一。三年前，她在《清华周刊》里见到吴宓的黑白照，随后跑遍书摊收集他的文章。吴宓从信里感到对方的热烈，一种被崇拜的满足感油然而生。两人隔着大洋写了三年书信，陌生却亲近，日子就这样被鸡毛信般的来来回回填满。
1922年7月，吴宓受聘去南京东南大学任教，动身前特意在杭州停留。西湖烟雨蒙蒙，他与陈心一第一次见面，船划过苏堤，她含笑递上一封亲笔誓词，“愿伴君执手共度此生”。十三天后，在亲友惊愕的注视中，两人登记成婚。对那个年代来说，如此闪电般的结合可谓惊世骇俗。
婚后的头几年平静无波。陈心一辞去教职，搬到南京，全心照顾起丈夫与日增的来访学生，也陆续为吴宓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。柴米油盐、教案灯火，她自认找到了安稳；然而，书斋里的吴宓却日渐烦躁，他在朋友聚会上抱怨：“我当初若再多读两年书，或许能遇见更契合的灵魂。”
1923年春天，一个新名字闯进了这段婚姻——毛彦文。她是陈心一在北女子高师时的同窗，也是吴宓老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。此女聪慧活络，能讲纯正牛津英语，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。朱君毅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归国，两人原本好事将近，却在4月戛然而止。
那天，毛彦文急电吴宓，说朱君毅“有要事相商”。吴宓赶去，却听见朱君毅一脸淡漠地宣布：“咱俩是表兄妹，近亲不宜；再者，我喜欢丰腴女子。”毛彦文面如白纸，沉默无言。吴宓回到家，满脑子是她倔强抬头时眼角那点微红。
从此，两人往来渐密。吴宓陪她看书、听音乐会，甚至在报纸副刊上连发数篇小诗，句句皆影射一份“投之以木瓜，抱之以琼瑶”的暗恋。校内师生纷纷揣测：“吴先生恐怕动了真情。”风声传到陈心一耳里，她先是愣住，继而找丈夫对质：“家可以散，齐人之福休想。”桌上茶盏未凉，话锋却已寒彻骨髓。
拖到1930年底，这段婚姻终于走到尽头。离婚协议薄薄两页，三个孩子全部归母亲抚养，吴宓每月寄费八十元。协议签好，他转身便去了北平，一句“为了婚事错过学术前程”留给友人摇头叹息。孩子们搬去杭州外祖家，往后很少再见到父亲。
陈心一离开之后，吴宓把全部热情倾注到毛彦文身上，可这位才女却忽冷忽热。原因无他：吴宓一边催她退学同居，一边又跟几位女弟子暧昧不清。毛彦文怒极，在1935年年底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。婚礼那天，吴宓远在重庆讲课，听到消息，握笔失神良久。
1937年，熊希龄病逝，毛彦文守丧三年。吴宓仍写信表白，情书一沓沓，却全被退回。有人在北平酒店偶遇她时提及吴宓，只换来一句淡淡的：“从未爱过。”言语犹如投向深井的一粒石子，再无回响。
1949年后，吴宓调至西南师范学院，讲课之外仍旧孑然。1950年夏，他在课堂里认识了邹兰芳——一个患有肺结核的四川姑娘，年仅二十二岁。学生时代的崇敬与病弱带来的依赖，让她毫无防备地走进这位五十六岁教授的生活。校园里议论声不断，有青年教师私下感慨：“这桥隔了太多岁月，不易行走。”
1951年春，两人登记结婚。婚宴极简，校方只派人送来一束栀子花。邹兰芳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吴宓四处求医，费用高到他不得不典当哈佛时期带回的几箱英文书。1953年冬夜，邹兰芳因肺出血离世，年仅二十五岁。守灵期间，吴宓跪了一夜，校工偶然听见他喃喃：“为何所有女人都与我有缘无分？”无人应答。
丧妻后，他把邹家老母与弟妹接到重庆，经济压力陡增。老友来访见他愁眉不展，提议卖书稿，他苦笑摇头：“字价有限，医药账单却像井水抽不完。”更糟的是，大女儿写信断绝关系，称“此生不再见父”。信封落到桌上，他看了三遍，最终烧毁，只留下飞灰一缕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吴宓搬回北京寓所，每晚睡前都会将当年毛彦文退还的那叠信摊在床头。邻居偶尔听他低声唤：“彦文，彦文。”1978年1月31日凌晨，灯未熄，人已静。桌上那枚未盖的信封，收信人空白，只写着句旧体诗：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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